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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5页）

曾国藩奋起绝学

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

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亦难有机会。

这是曾国藩从不断的挫折得到的启示，他善于抓住机遇，不仅壮大了湘军，更为自己的事业打开了道路。

裁旧纳新，择时进言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

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攻读四书五经，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

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

而已。

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问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

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

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

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官吏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行为也屡禁不止。

尤其在所谓“天高皇帝远”

的地方，情景更是恶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

第二，是非混淆，法如虚设。

曾国藩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他还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

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

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人心冷漠，世风日下。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

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

此其可浩叹者也!”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

为官皆如此，世间当如何?他指出，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做事都有通病。

“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

退缩者，互相推卸责任，表现为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