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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6页）

琐屑者，斤斤计较，护己私利。

敷衍者，只顾眼前的应付，不考虑今后的困难。

颟预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也说明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严重性，清朝的时局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

这就是积弊成疾，担心的事情总归还是发生了。

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内度身世，即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

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人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

他很明白当时的军队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风纪无存，赌博的、抽鸦片的比比皆是。

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

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

粤省如此，他省可知。

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裁旧纳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

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

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

“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

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

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前方战场的接连失利使得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

因此，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卜奏疏。

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一是批评皇上的“骄矜”

之气和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因为满朝文武都只知道捡好听的话说，在长期的悦耳的赞美声中咸丰帝不免骄矜。

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

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

。

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

。

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

对咸丰帝没有分才而用，不考虑客观情况的盲目任用产生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