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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2页）

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

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

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

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

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

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

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

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

，强迫下级如何如何。

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

如果像这个月人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

惟恐以后人款不常像此月一样。

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

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

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

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

，“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

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

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

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

就是以民因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

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

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

。

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

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

……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

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

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

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

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

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

的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