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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4页）

他说：“如今天下大患有两个弊端，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

也正是这两种祸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二千一百万赔款；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

如今社会穷困，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

尽管曾国藩提出的意见很有道理，尽管咸丰帝也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深知咸丰帝圣意已决，就没有再次上奏，到了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

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

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命其帮办团练。

终于，曾国藩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

曾国藩认为，用团练来对付太平军犹如半空中走钢丝，极其危险，简直就是空想。

但是，他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也不敢公然拒绝。

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

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

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

；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

，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

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

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

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触的。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

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

愚钝的皇帝并没有发现他的小把戏，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作了草草批示：“知道了。

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一直没有向咸丰提起“新军“一事，他一直在背后稳稳当当地操练着，这一练就是八年，直到后来的局势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后，曾国藩才得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曾国藩就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使“湘军”

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完成了平乱大业。

曾国藩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会盲目地服从，更不会一致地敌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自己精心谋划的长远之策。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作为一个领导也好，一个员工也罢，这种稳中求胜，不浮躁，不盲目，为了达到最后的胜利始终保持清醒，时刻提醒自己不放纵自己，永远比什么都更重要。

形醉而神不醉，不要得意忘形而露出锋芒。

在政治风云中，事事难料，一旦风险落到自己头上时，通过以假乱真的方法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

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

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

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

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

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