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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为官要知为政之体（第14页）

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

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

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

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

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

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

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

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

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

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

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

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

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3）“忠”

、“勤”

二字当先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

他对“忠”

、“勤”

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

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

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

、“勤”

二字当先。

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

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

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

在和平年代，发展的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