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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为官要懂处世之法（第6页）

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

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

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

为此，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便要瓦解了！”

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也无话可说。

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闹饷事件，曾国荃向曾国藩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这时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桢的重大矛盾。

沈葆桢，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财徐之婿，道光朝进士。

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

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沈葆桢与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

曾国藩上奏极言沈葆桢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

等，清廷闻报，加沈葆桢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葆桢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所请。

安庆被湘军收复后，慈禧、奕沂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从沈葆桢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

但是，当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

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部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

沈葆桢见太平军大举人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

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与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席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浔的水师营、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葆桢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

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沈葆桢却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下子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

咸丰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

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做湘军军饷。

他所以奏准让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桢一上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桢在江西扩建军队也是出于公心，但银子只有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有，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及待的。

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

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桢发现了，把蔡锦青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

沈葆桢是蔡锦青的顶头上司，蔡锦青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银子。

曾国藩、沈葆桢争饷之事发生时，曾国藩位高权重，但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骄蛮之气。

事情发生后，他又多方考虑，委曲求全，拒绝了大家要参劾沈葆桢的意见，但是对于金陵围城之军的困难不能不顾，对于沈葆桢告他“贪得无厌”

的骂名也不能不辩。

于是，曾国藩最终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

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

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致奇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