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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修身篇（第11页）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

之美誉。

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

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

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

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

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

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

，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

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

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

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

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

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他把自己考评过的，认为学问、人品皆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

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

意指此等人万万不可为友，虽贵为官宦，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

接着又说，有一位丁君（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倒是可以拜谒，他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因此建议兄弟到丁君的住处后，立即去拜谒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愈多愈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常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

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

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

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

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

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

曾国藩是个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终能够成为学界泰斗，成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关键在于他聪明地找到了为自己指点迷津的高人。

克己修身，尽善尽美

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周易·系辞传》

一个人要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做到事业有成，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位颇有“盛德”

的皇帝，他贵为帝王，一切高过别人，却从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处处从俭。

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