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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效率是成功的保证（第7页）

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

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

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2.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曾国藩说：“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

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出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

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些从他的奏折、信函、日记中都能表现出来。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均为朝廷重臣，由于政见不同，关于他们不和的传言有很多。

曾国藩性格内敛，左宗棠性格张扬，时人多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

不过，矛盾归矛盾，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出自自己部下的幕僚一直礼让为怀。

这还得从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经给曾国藩讲起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有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见曾国藩，曾国藩见他汗流满面，问是什么原因。

陈宝箴笑着说：“我是给人做了一回鲁仲连。

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公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

两个人越说越生气，竟然舍船登陆，将船停在了半途。

船上没有船工，在水流的冲击下都快要翻了。

我有些害怕了，就赶紧登了岸，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

现在你们舍船而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

为什么不同舟共济，一起保护此船呢？’这两个人都被我所感动。

于是我邀请他们进了一家客店，出钱置酒，二人和好如初。

耽搁了这么半天，我怕来迟，所以跑出汗了。”

曾国藩听说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最后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

从那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虽然意见分歧还是很大，但在军事计划上却从没起过冲突。

因此，对于大功之名，大任之职，他常常只是推让，才能持盈保泰，“不敢为天下先”

的意思盖由此而来。

置身官场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许多人总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个好的名声。

岂不知这却潜伏着危险。

古时封建统治的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你的灾祸大约也快要临头了。

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王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怎么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王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自身的安全。

曾国藩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他一向不愿争功夺利，因为这样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嫉妒者，使自己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