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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举（第2页）

的地位有所上升。

但是，制度仍不够完善，有时“不贡举”

，有的科目少。

在及第人数方面，有时也表现出忽多忽少的现象。

如永徽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六年，四十三人；七年（即显庆元年）三人。

这对于搜罗各种人才是不利的。

针对这种状况，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特别是平定越王后，采取有力措施，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番改革：

首先，使“常举”

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

其次，调整取士科目。

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

如分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增加明法科及第人数，垂拱四年至三十人。

第三，扩大制举。

表现在：缩短制举间隔。

以前数年一次，自此基本每年一次。

扩大录取人数。

以前每次只一至二人，自此大有突破。

增加制举科目。

以前每次不过一至二科，自此，增至七至八科。

这些改革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因为它是以发掘人才为出发点的。

这一点从发展进士科和扩大制举二项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进士科与明经科不同，不以背典帖经为要，而以属文写策为主，因而易于招徕关心时政、思维敏锐、富有远见的匡世之才。

“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

。

制科亦为搜罗英杰的重要途径之一，“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

。

通过这些改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科举制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时人张文成曾说：“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

由于考生大量增加，挑选余地也扩大了。

因而，一方面吸引了一批血气方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真才实贤”

。

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柬之、张说、裴耀卿等人，就是此时及第的。

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才，武则天在改革、健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