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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独特的学院制（第6页）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牛津大学却在这一时期衰败落伍了，突出表现在入学人数减少、大学管理陈腐以及科学研究被忽视等方面。

在招生人数上，整个18世纪，牛津大学平均每年只有250名学生入学。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非国教人士被剥夺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的机会，学费上涨导致贫穷学生难以跨入大学门槛，大学开设的古典课程难以为平民阶层子弟提供未来谋生的手段。

在大学管理上，由于《劳德规约》将大学的主导权交给了各学院院长，大学管理出现了一盘散沙、自行其是的局面；

院士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学院和院士职位成了他们的养老院和养老金的来源；导师承担着最重的教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很多学生来自贵族和休闲阶层，到大学只是来混文凭的，根本就不想读书，他们自由涣散，再加上学院的放任，破坏了大学的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于1850年成立了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大学和学院的状况、纪律、学科以及财政收入等进行调查。

185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854年大学改革法》。

在学院与大学的关系上，该法案规定，允许学院用自己的收入建设新的校舍或分学堂，但大学有权为这些新的私立学堂制定法令和条例。

实际上，当时许多大学改革人士认为，这些私立学堂是为那些贫困学生设立的。

学院可以获得授权修改院规以及有关院士职位和补贴的条件。

如果学院无法为此行使自己的权力，大学就可以介入并制定相关法令。

关于院士的资格及院士名额方面，该法案规定，院士必须住在校内，且必须是导师、大学官员、教区的教士或拥有学科文凭的人。

学院半数院士职位将公开招聘，取消了本科生院士职位，只有部分学科的院士职位仍然被保留。

但是，学院可以将四分之一的院士职位分给平民学者。

《1854年大学改革法》颁布后，牛津大学的生活开始发生静悄悄的变化。

以往主导大学和学院的寡头垄断地位逐步消失，大学和学院的两级制管理真正成为现实。

教授制得以重新组合和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学院基金的扶持。

大学的学术生活为自由竞争营造了氛围。

既得利益和过时的规定以及妨碍性的限制都被取消，学院的经费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些学院，如埃克塞特学院、女王学院、林肯学院以及基督圣体学院等，都抓住这次改革机会修改了各自的院规，并获得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支持。

但是尽管如此，有些规定是学院不愿接受的。

例如，旧的院规必须废止、古老的宣誓必须取消等。

《1854年大学改革法》中一些有关学院的规定是有针对性，而且一些义务也是学院以往认为难以接受的。

例如，要求众灵学院设立现代史和国际法教授职位；剥夺坎特伯雷大主教制定法令的权力；莫德林学院必须将其部分财富和10名院士职位交给大学处理，保留4个新的韦恩弗里特教授职位，即道德和形而上学教授、化学教授、矿物学教授以及自然地理学教授职位；院长的权力也受到限制，失去了否决学院会议决议的权力；等等。

尽管不少学院认为改革侵犯了学院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自治权利，然而，一位思想敏锐的法官在1868年曾指出，大学改革法使得牛津大学在校风和教学质量方面与过去的300年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学院制的继承和创新期

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的学院制进入继承和创新发展时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学院制传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1878年到2008年，牛津大学又先后建立了6所女子学院和8所研究生学院。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还没立了6所永久性私立学堂，分别是黑衣修士学堂、坎皮恩学堂、摄政公园学院、圣贝内学堂、圣斯蒂芬学堂（St.Stephen'sHouse，1876）和维克利夫学堂。

在这一创建过程中，学院制传统得到了传承和革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尽管这些学院建立的动机各异，但其创建的模式则与牛津大学已建学院创办的模式相同，即由捐助者自愿捐款并且以牛津大学传统的学院模式为蓝本。

例如，纳菲尔德学院是由企业家捐赠兴建的；圣安东尼学院是由国外人士资助建立的。

而为招收女生建立的凯瑟琳学院、为招收研究生以及解决部分教师在学院的地位而设立的学院和为整合研究生学科专业、打造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而于2008年成立的格林坦普莱顿学院，则体现了顺应时代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革新。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正是通过这些学院，接纳了不同来源的学生，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将学院制传统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