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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科技双辉煌（第6页）

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以精妙的构思、过人的想象力，张扬汉天子压倒一切的威严，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最后又假借天子的言行说：“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陨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

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汉武帝阅罢，极为高兴，遂封相如为郎，后又任命其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使者。

汉初作赋有成就的要数枚乘，枚乘先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客。

武帝当太子时就慕枚乘之名，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身体不好，死在半路上。

枚乘有庶子叫枚皋，曾为梁共王郎，后被诬陷遇罪，家室没人管，逃亡长安，遇大赦，上书北阙，自陈乃枚乘之子。

武帝大喜，召其入宫，在殿中作赋，拜为郎。

然枚皋不通经学，诙笑类同俳倡，好嫚戏，以此得武帝宠幸，“自悔类倡也”

。

枚皋常充当武帝侍从，遍游全国各地。

武帝有所感，就命他作赋。

皋文才思敏捷，“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

。

其赋可读者百二十篇，其他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

司马相如作赋速度迟慢而质量高，枚皋自以为不如。

武帝时被罗致在左右能作赋的还有东方朔。

严助、吾丘寿王、婴齐、庄葱齐、臣说等人。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初八家之赋，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及其臣下宾客共一百二十七篇。

据此可知，武帝时期的赋比西汉初期的赋多出了一百二篇。

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武帝时期的赋更加成熟而富于创造性，司马相如就是其代表。

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武帝时期的赋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向前发展了一步。

汉武帝有改变当时“礼崩乐坏”

的抱负，而且他在音乐、舞蹈、诗歌、赋诸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爱好。

他在促进这些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如他善于发现、使用人才，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倡（歌舞艺人）也”

，又“坐法腐刑”

，武帝用他做协律都尉，发挥了他的特

长，他是那个时代的大音乐家、作曲家。

武帝又让司马相如、枚皋等人作歌词，这就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汉武帝爱好诗赋，他自己也是诗赋的作者。

他作的诗赋分为两类：一类大气磅礴，意旨深远，如《史记·乐书》所载两首《天马歌》即其代表；另一类感情真挚，辞藻华美，《秋风辞》《悼李夫人赋》为其代表。

武帝的这些作品，对诗赋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汉武帝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搜求、收藏遗书推动了古籍整理、经学、史学等各方面的发展。

同时，在他的组织、倡导下乐府曲词歌诗和汉赋得到了发展与繁荣。

汉武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