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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

，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

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

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

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

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

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

所以，“慷慨任气”

，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

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

，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

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

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

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

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

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

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

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

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

三字来概括。

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