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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

，一人出行，二百随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

结果“为有司所纠”

，“坐免官”

。

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

，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

诗人正值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

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

但他太狂了，狂得不可收拾，便只好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

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的爆发，诗兴的升华，铸字炼句的沸腾，但切不可太狂。

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更划得来？

历史，有时会出现反复，有时会走回头路，相隔六十六年以后，谢朓又重演了谢灵运的一幕。

大小谢之死，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有所差别。

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朓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

谢灵运与谢朓，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呢？

第一，刘宋诸王子，萧齐诸王子，都是斯文风流的皇室贵胄，而大谢和小谢，都是真正的诗人，领袖文坛，誉满江左。

一方面，这两位大腕，殷勤巴结权力阶层，求得进身之阶；一方面，这班王孙们，儒雅自命，与知识分子结交，也可体现斯文风度，士人品位，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谢朓楼

第二，两谢都是真正的贵族，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而那班王子们，当下身世显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与这样顶尖的贵族后裔交游，改变门风。

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等级森严，不通音问。

依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张凳子上。

这也是王子王孙们乐意与大谢小谢结交来往的原因。

以谢朓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其子也差点成为下一朝梁武帝萧衍的女婿。

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的认证。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

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

（《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周旋异常，昵狎过甚”

（《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

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轻王子身上，成为这位候补帝王在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教父。

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权中的实力派、强硬派，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土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当一方刺史去了，这是永初三年（422年）夏天的事。

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93年）秋天，谢朓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茬儿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

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连上帝也嫉妒特别有才华的人，更何况这世界上有着数不胜数的小人之辈，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朓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竞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