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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

（《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

（《资治通鉴·宋纪四》）。

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腐化，行为不检，扰民生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

，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

，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其实，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

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

’”

能够得到皇储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他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

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

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他不仅现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将来能决定局面，不是现在伸手就能得到东西，而是将来不用伸手也能得到东西。

他不但做现货，还做期货，因为他把宝押在庐陵王这位好朋友身上。

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

’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

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

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

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

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

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喻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来到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迹，不但不顾旧恶，甚至征他为秘书监，并“赏遇甚厚”

。

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

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这样看待文化人的，装点门面，可以；附庸风雅，可以；真派用场，真当骨干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

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

。

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的偃武修文，如何的尊儒重士，如何的太平气象外，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

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

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

谢灵运诗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