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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

纪僧真本打算敦请这位文化巨擘，给他一个面子，名列士林，能够参加名流协会，名片上可以印出什么什么会员的头衔，哪怕掏腰包自费出书，雇人评论，只要能加入你们这支队伍就行。

想不到那位大学士还挺古板，叫佣人把胡床挪得距离来访者远些，不愿沾非同一阶层人士的边儿。

孝武帝

像这类让非我族类的客人碰一鼻子灰，令其扫兴而归的例子，江不是第一位。

就在上一朝刘宋时代，有位叫王僧达的尚书右仆射，也干过这样不给人脸面的事情。

他的邻居，是皇亲国戚，宋孝武帝刘骏的表兄弟，抚军参军路琼之。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人家很客气，抱着恭恭敬敬的态度登门拜候，这个真正出自乌衣巷的王谢子弟，哪把这个出身寒微、门第低下的路琼之放在话下，故而接待失礼，不屑理会，有意怠慢，一脸的看不起。

更甚者，待客人告退后，王僧达让下人立刻把他坐过的椅子，拿到门外烧掉。

路琼之知道此事后，哪受得了这等羞辱，哭着向姑姑路太后告状。

太后也大为恼火，我还活着就这般欺侮我娘家人，要刘骏严办王僧达。

皇帝深知这些世家子弟的臭毛病，便劝他母亲：“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纪僧真遇上这样令他尴尬的场面，只好碰壁而归，从此，也就没了兴头。

因为记史的官自是士大夫无疑，所以，对一心要挤入名门望族当士大夫的纪僧真，是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讲述这段故事的。

虽然纪僧真这种虚荣心不足为训，但按《南史》和《南齐书》所说，他确实并不比别的士大夫差到哪里去，他努力提高个人及家庭在等级社会中地位的努力，希望能够上层次，有机会进入高水平的交流聚集之中，这没有什么值得耻笑的地方，实际应该值得尊敬的。

要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干部，都有这份进取之心，不以外行领导内行为荣，不以修理知识分子为业，中国肯定早就大为改观了。

纪僧真没有打皇帝的旗号，硬逼着人家认可他是文化界的行家里手；也没有通过上级指定的办法，混迹文坛，指导作家，指手画脚，自封导师。

即或说这个纪僧真附庸风雅，混迹儒林，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总比铁定一颗心去做贪官污吏、奸臣贼子强呀！

他希望从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围，多一些知书识礼之人，博学鸿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难道有什么不妥么？

每当读史至此，心里倒不以作史者为然，纪僧真有要求过分吗？我以为未必。

相反，中国的士大夫，也并非像自行标榜的完人、圣人那样清流、清高，不见得比纪僧真更令人尊敬，除不多的硬骨头外，大多数在强者面前成为弱者，而在弱者面前马上又成强者。

这种羊前为狼、狼前为羊的两面性，就以江为例，也难免如此的。

当公元494年，南齐的萧鸾，先废郁林王，后废海陵王，自立为帝的政治动**期间，这位江先生既不赞成采取非正常的政变手段，又不敢得罪主持朝政的萧鸾集团。

政权变易之后的大开杀戒之际，让他去出席新政权聚会，吓得他不能不去，不去也许会杀头，去了又怕落下篡立的助纣为虐的名声，坏了一生名节。

怎么办，于是，假装喝得大醉，酒精中毒，人事不知，呕吐一车，就这样，落一个去了等于没去的结果。

这种首鼠两端的软弱行为，不正说明令纪僧真高山仰止的大学问家，同样不过尔尔吗？

人们总喜欢笑话别人，却很少笑话自己，这恐怕也是知识分子应该自省的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