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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

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

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

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

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颜之推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

反之，则视为不正常。

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

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

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

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

，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

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

这一类书。

朱柏庐《治家格言》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

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

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

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

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

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

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