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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浚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

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

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B，只有敬谢不敏。

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新闻。

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社会，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

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

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

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

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

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

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

，或“那罗迩婆娑”

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

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

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

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

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

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

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

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

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

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

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