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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像白居易这样活得很久的老同志，很不开心了。

本来，年轻人努力创造辉煌的同时，老年人继续保持辉煌，本是相映成趣的局面。

可在老先生眼里，辉煌这东西，两者同存，不可能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两个电灯泡摆在一起都亮着，光度只能相互抵冲消减，一加一反而小于二。

所以，只有一个馊主意，必须灭掉另一个灯泡，方能独领**，永葆辉煌。

因此，有的老的，恨不能将小的掐死摇篮，同样，有的小的，也是巴不得将老的开棺鞭尸。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竞争着的，矛盾着的，发展着的，进步着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既是文学界新陈代谢的必然，也是文学观分道扬镳的必然，更是人性中善恶正邪，相互冲撞的必然。

说是代沟也好，说是弑父也好，文坛上这种“俄狄浦斯”

情结，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是不会有。

想开了，也就不会在意；不在意，也就无挂碍；无挂碍，也就得大自在。

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的。

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

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

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

李贺

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

正如当下的中国文坛一样，谁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些“洛阳纸贵”

过的新时期文学呢？谁还成天念叨30年代、40年代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呢？其实，这或许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陨星，在天空发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

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殒谢，对唐代中后期的文坛而言，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随之而来的，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

真有点像秋末初冬，风吹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肃杀萧条景象。

白居易环顾左右，也不禁生出“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的孤家寡人感。

在中国，至少在唐朝，文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是紧密扣系在一起的。

国力强盛，文坛则满园春色，万紫千红。

国事衰微，文人则凋零陨落，一蹶不振。

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黄巢暴动，走向灭亡为止。

这一段如今称之为“晚唐”

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中唐的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而到了公元846年（武宗会昌六年），时维八月，唯一剩下的，称得上承前启后的扛鼎人物白居易，也终于老死于洛阳履道里他的府邸里，这年他七十四岁。

在唐代，活到这把岁数，算是高寿了。

他的死，也标志着唐诗的命运，即将走向终点。

我一直认为，杜牧这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七律，作于白居易的死年，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