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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就更不是东西了。

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

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耻。

但王安石却因为他能在皇帝面前说假话，吹嘘新政是如何的形势大好，而予以重用。

武大郎玩夜猫子，这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性相近的共鸣，才容易一拍即合的。

他继舒亶以后，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

“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

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

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

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

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印证了。

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

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一口，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

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

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

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

，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

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

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

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

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

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苏轼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

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

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

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

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