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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打击面扩大化了，由十七人增至一百二十人，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李格非

公元1103年，四月。

宋徽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肃清“元祐奸党”

流毒。

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包括他们手书的碑匾题词，楹联墓铭，统统砸烂仆倒，扫**干净，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

九月，这位皇帝认为只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

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

，为怙恶不悛者戒。

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

，更不得在汴梁居住。

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连“文革”

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

这个绝不是好东西，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

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

是否如此，未见正史。

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

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

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

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

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