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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打“元符奸党”

，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

“元祐奸党”

案，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

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

敢情，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

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厄运，被李格非不幸赶上了，他的罪状，就是站错了队，谁让他是苏轼门下的得意弟子呢？

北宋党争的这两派，“元祐党人”

中，正直的知识分子较多，有才气的文人较多。

而“元祐党人”

的对立面，当然也并非全部坏蛋，但其中小人要多一些。

而小人这东西，一肚子坏水，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只要下手，无不心毒手辣。

一般来讲，君子斗不过小人，总是要败在小人手下，就是在狠毒度上做不到他们那样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苏东坡哪怕死了，一个死灵魂，也要遭到清算。

宋徽宗也是一个小人，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党籍碑”

，就是他的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

的木牌那儿进食。

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

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

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

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的“给出路”

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

，不可能没有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