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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挟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

。

“寇”

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

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

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难彻底改变。

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

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

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

，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

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

，自然不包括明太祖。

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成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

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提要》，“吴中四杰”

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

，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

，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

，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尊让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

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死殉的。

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不会是很开心的。

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

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缴纳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

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联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未可知的。

但是，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