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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着你的肩膀作亲密状，探讨超现代诗歌和民间文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桑那浴，三陪小姐，对于中国作家的助益，但你放心，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

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

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

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

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

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最后的笑，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

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讪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

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

他自己开路，却要你去当傻B，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

可当今的文坛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

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

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

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华西列叶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

，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

你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春》，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

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

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米香，夜色，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无望之未来，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

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少类似文人在炼字煅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

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其感慨的。

文人啊，中国之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文学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