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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

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

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

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方孝孺铜像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

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

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明史·方孝孺传》）。

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回转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然而，他要求朱允炊“死社稷”

，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

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他的学生建文帝，听老师的教导，终于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

了，那么，老师要不跟着也“死社稷”

的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于是，就有了《明史》上的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

“至是欲使草诏。

召至，悲恸声彻殿陛。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联家事。

’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惟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

（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

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

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

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的愚不可及了。

活着，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