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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

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

，“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的箴言行事。

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

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

。

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

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

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

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

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回复古称。

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

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

“文革”

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

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

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

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

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

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

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

’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

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

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

用人不当，遗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蚊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

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

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