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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问曰：“和尚痛苦？”

以手书其手曰：“不痛。”

又问曰：“和尚何自割？”

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后这句话，算是他得到了真谛，至此，离上帝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贽放弃了一生要做在世圣人的梦。

这一切，表示了他的弃绝，他的断裂，他的转折，因为他终于悟到无须乎再追求什么了，于是可以死了。

从这一刻起，属于他个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对于历史的他来说，逐步在减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对虚伪的儒学体系的抨击，对伪道学、伪君子，以及一切从政者的揭露，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精神，卓尔不群思想，特立独行品质，渐渐成为历史上的主体或者全部，并且愈来愈光辉。

当然，也无须为贤者讳，甚至羁押于镇抚司监狱里，他在一首《书幸细览》的诗里，还幻想神宗朱翊钧读了他的《藏书》、《焚书》后，如聆纶音，立刻下一道圣旨：着八抬大轿，由东华门进，朕要拜这位李老先生为国师呢！

从这个极卑微，也极机会主义的细节，也看到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士大夫，不论其逆反主流到什么地步，悖背体制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服膺于皇上圣明，这就是知识分子两面性的软弱了。

他死得相当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爱洁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断地扫地，是他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

平素里，凡来访贽公者，有一条规矩，都要坐得离他稍远一点，因为他简直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

这或许是嘲讽了，干净了一辈子的他，想不到最后以大污秽、大邋遢收场，衣衫尽染，浑身殷红，创口滴血，鬓须凝结，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狼狈场面。

于是，躺在门板上的他，那本来明亮睿智的双眼，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尽最后一滴，心脏停止跳动。

李卓吾活着的时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死了以后，仍然不能盖棺论定。

有人尊他为圣人，有人憎他为败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有人认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好作大语怪论，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有人看他为道德高尚、行为磊落的学问家，有人看他不过是周旋于权贵之门做清高状的清客；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仆仆风尘，到处宣扬他的教义，有人认为他虽然大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

，但吃穿拿用，全赖这班无耻之人供给，过着优越富裕的寄生生活。

他虽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却在佛堂里挂孔子像……如果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人，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么有高尚，也有庸俗，有伟大，也有渺小，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贽是可贵的，他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虽匆匆一瞥，却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可以而且应该喊出一声“不”

，向万古不变的封建秩序挑战。

否则，口口声声“奴才该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说不定到今天我们还在黑夜里摸索。

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向现代社会发展，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具国力优势。

当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泉州港启碇，向南中国海进发，欧洲还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远航能力，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才出生在意大利。

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明史》论朱翊钧，“明亡，实亡于神宗。”

其实，中国的积弱之势，又何尝不是明代错过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而造成的呢！

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