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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财富的冀求，对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

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

试想，他应乡试，26岁，到河南，30岁，迁南京国子监，34岁，进北京，38岁，赴姚安任知府，50岁。

这个年过牛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

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

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

，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

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400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

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

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

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

，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仍是怕不出名。

所以，他宁愿苦恼，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他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李贽，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

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做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

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

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犹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

尤其那些自以为是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尤其严重的一位。

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

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人，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

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

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

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