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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对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

，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

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

“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

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

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

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

，而是“摄”

，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

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

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

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

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

，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

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

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

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

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

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潦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

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

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

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

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