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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第4页）

旗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

，旗下政治也就变成了“闲人政治”

，正式和非正式的旗人政治渠道的政治操作，都要考虑“闲人”

的利益。

无论何种政治举措，都不能触犯或改变旗下闲人的生活状况和特权地位。

清初旗人跑马圈地，实质上是战争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的掠夺行为，作为战胜者的一方，在战争进行期间圈地虽然已属不当，但于情势上讲，在那个时代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一旦天下已定，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再允许有这种掠夺性的行为，显然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等于自挖墙角。

清初诸帝当然也明白此理，屡下决心要结束圈地，但却屡屡下令再圈。

可笑的是每次圈地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

每次都食言而肥。

虽然康熙中叶，圈地在康熙的“乾纲独断”

下得以停止，但变相的圈地——带地投充，直到乾隆时仍有所闻。

政策的反复与执行不力，背后无疑有八旗之下闲人政治的影响。

有关“逃人法”

的问题也是如此，由于掠来的大量汉人农奴不断从旗下庄园中逃亡，影响到旗人奢侈的“生计”

，在清初几十年中，政府曾不遗余力地缉捕逃人，并立专项刑律“逃人法”

和专门的缉捕机关，由于“逃人”

是旗下的劳动力，他们不愿“财产”

蒙受损失，所以“逃人法”

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亡的农奴仅仅挨鞭子，而窝主要砍头，还要连坐四邻，殃及地方官。

结果搅得海内嚣然，乃至激起民变，汉官每每抗疏诤谏，但皇帝就是不听，甚至公然“护短”

要治言事者之罪：“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凡事一涉及满人利益，纵然是不言而喻的批政，明显地不利于满清王朝长远利益，旗下也会晓晓不休，迫使秉政者作出违心决策，或者尽量拖延对秕政的纠正。

到了晚清，旗下闲人积习积重难返，愈发加重了暮气和堕气，旗员的政治能力日见其萎，旗下闲人政治的内容也变得愈发无聊，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变得无可无不可，充其量发点牢骚，说些怪话，祺祥政变，西太后不合祖制的“太后垂帘”

，也只引起一点小小的**，至于旗下死活看不上眼的“洋务”

，同文馆的设立，选派八旗子弟就学，旗下虽一度哗然，但所做的也就是发出些“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的怪话。

可是一旦涉及八旗的“铁杆庄稼”

——朝廷豢养的粮与饷，事情就怎么都议不下去，让旗人自谋生计的议题总是胎死腹中，漕运改海也议了很长时间，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河运中断，才勉强改成，但河漕机构却撤不了，无非是牵扯到旗丁的生计。

八旗旗下闲人政治已然堕落到单纯的“铁杆庄稼”

的维护剂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这根铁杆庄稼，纵然也有一肚皮不满，都可以将就，诸事好商量。

清朝的豢养政策和旗下的闲人生活方式与闲人政治，互为因果，搅成一团，不改革旗人惟有死路一条，而自身又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和勇气，宁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下去。

一旦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非改不可的时候，不起眼的旗下闲人政治居然会回光返照地发出巨大的能量，即使不足以毁掉改革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