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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2页）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

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

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

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

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

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

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

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

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

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

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

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

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

他已参加了党。

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

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

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

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

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

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

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

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

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

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

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

“一二八”

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

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