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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3页）

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

有一个时期，他在党领导的“时闻通讯社”

工作，每天上班。

他生活上无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

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

我们认识时，他在史沫特莱那里当秘书，不久就转到中央通讯社去了。

领导他的是朱镜我同志。

一九三二年他兼时闻通讯社的工作时（实际仍是共产党中央通讯社），领导人还是朱镜我。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

潘梓年同志是报纸的总编，常来我家；领导人是汪盛荻。

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间吧，汪被捕，丁九同志接替。

我们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

二　绑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

他对我说：他曾去看“真话报”

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声。

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间，窗户临弄堂。

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

他感到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

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一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

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

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

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

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

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一个究竟。

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开会。

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

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

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

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

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

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

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一会，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

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

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来人当中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临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