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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第14页）

而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创为《史记》，立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目，遂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

治文学者师其义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修史策者袭其体裁。

《史通》（刘知几）：“《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是汉之史官所续，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业著《科录》，李延寿《南北史》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是亦汉代之特色也。

其后，褚少孙、扬雄、刘歆等多踵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继为《汉书》，遂为断代史之祖。

《史通》：“《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

惟《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

《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

《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吾国立国数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风俗文物胥有可考，实赖历朝史书之记载。

其专崇君主，则时代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当时之作者也。

汉人所著子书，多沿周、秦以来之学说，不能出其范围。

如《淮南子》杂出众手，既不足成一家之书，《论衡》专事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

《汉书·淮南王传》：“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后汉书·王充传》注：“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

其颂述老、墨，问刺孔、孟，涂虽不同，沿袭一也。

惟汉人之诗文辞赋，则多创为新体。

枚乘、苏武为五言诗，武帝及诸臣为七言诗，而乐府之三言、四言诗体，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

降及后汉，诗人益多，而《孔雀东南飞》一篇，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实为叙事诗之绝唱，虽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见汉之诗人，实多开创，无所谓定格成法也。

诗之外，创制之体，如《答客难》、《封禅书》、《七发》之类，亦多新格。

而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

盖人类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

以两周之经籍、子家衡两汉，诚觉汉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独至者观之，则前人仅构其萌芽，至汉而始发荣滋长者，亦未易偻数。

故论史者贵观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