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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第7页）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

使温公等执政稍久，未必不别有所建设。

惟其建设之法，必有鉴于王、吕等，不期急进，而务得民心。

且即王、吕之所创置，亦未尝不可采用。

如差役之法，苏轼、范纯仁等皆以为不如免役。

足证守旧者未必不知新法之孰长孰短。

即温公一概抹杀，而苏、范且抗颜力争矣。

宋之新党近于管、商，旧党近于黄、老。

其根本观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

第以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辩论之书观之，即可知其政策之原本：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

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

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

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

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

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

“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

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

“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

于是士大大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

迹其本原，或以此也。”

“夫侵官者，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

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

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

“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

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

《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