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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立国之道（第1页）

第七章立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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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政权

红巾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就这一点来说，任务是完成了，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确是被推翻了。

但是，更进一步，解除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却失败了。

广大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果实被朱元璋所吞没了。

在朱元璋二十年血战的过程中，他最初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地主武装部队，后来一部分旧地主参加了他的政权，还陆续招降了一批地主武装部队，出身农民的红巾军将领，也由于取得政权而转化成新的地主阶级了。

其中，朱元璋和他的家族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种变化是由阶级本质决定的，家民是小土地所有者，勤劳朴素，一生在饥饿线上挣扎，在遭残酷的压迫、剥削时他们会奋不顾身起而反抗，但是还有小私有者的一面，他们渴望能有更多的土地，过更好的日子，在取得胜利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些立了功的将领，就蜕变了，成为过去他们所坚决反对的地主阶级分子了，事物的发展使他们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元末红巾军起义对旧地主阶级发生了淘汰的作用，特别是中原地区，一部分大地主被战争所消灭了，遗留下数量很大的空闲的土地，元代后期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消失了，这些土地由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的土地呈现出分散经营的过程，阶级矛盾缓和了。

但在另一方面，东南地区一部分旧地主却由于战争而巩固和上升了他们的地位。

同时，从战争中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地主阶级，他们占有的土地主要在东南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旧新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就这样，这些地区的阶级关系又紧张起来了。

这两部分地主，旧地主阶级的残存力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构成朱元璋统治集团的基本力量，统治基础。

此外，还由于土地分散经营的结果，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滋生了为数广大的中小地主阶层。

这部分人民经济力量不大，却人数众多，有文化，有知识，在政治上没有特权，因而不能不拥护、支持新的统治阶级，企图取得政治上的特权，来保障和扩大自己的财富。

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知识分子——儒士，是新朝官僚机构所需要的官僚的主要来源。

朱元璋和他的绝大部分将领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的，过去都曾亲身经受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但是，他初起时掌握的主要军力却是原来的地主武装，在渡江以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量参加了，浙东的几家地主大族参加了，各地的许多地主武装降附了，他的政权也就逐步变质，走到了反面，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权了。

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逐步转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的代表，他当然是尊重、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的。

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望的那样，大地主他也有两面性，一面同样尊重、维护他的统治；另一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地主们家里有人做官，倚仗政治力量，用隐瞒土地面积、荫蔽漏籍人口等手段来和皇家统治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力，直接影响到皇朝的财政、税收和人力使用，“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

。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

由于大地主们的隐瞒、荫蔽、强占、舞弊，皇朝的经济基础发生问题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了，激化了，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非对大地主加以狠狠的打击不可。

朱元璋从渡江以后就采取了许多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措施，例如龙凤四年取金华，便选用金华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为御中军。

这件事一方面表示对地主阶级的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军事措施，因为把地主们的子弟征调为禁卫军人，随军作战，等于做人质，就不必担心这些地些地主的军事反抗了。

洪武十九年（1386）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

也是同样作用。

对地主本身，洪武三年（1370）做了调查，以田税多少比较，浙西的大地主数量最多，以苏州一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石以上到四百石的明代三眼铁火铳四百九十户；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户，一千石到二千石的六户，二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二户，共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纳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

三十年又做了一次调查，除云南、两广、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地主们田在七顷以上的共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

编了花名册，把名册藏于内府印绶监，按名册以次召来，量才选用。

应该看到，田在七顷以上，在长江以南的确是大地主了，但在长江以北，就不一定是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了。

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也是有两面性的。

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

朱元璋说：“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

富民中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的。”

叫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做命为官员、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