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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
看来,这也是迎合了李世民的心意。
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
李世民同意了,“下诏赦天下。
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
。
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采取这些宽大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拔用。
李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
如将领薛万彻,带兵攻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
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
又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六月四日建成被杀后,他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攻玄武门,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又声称“微以报太子矣!”
足以说明此人是建成的心腹干将,一个愚忠于主子的党羽。
六月五日,他前来请罪,李世民斥责说:“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
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
但是,一旦冯立表示悔改,李世民就“慰勉之”
,授予左屯卫中郎将。
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可见,李世民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有利于东宫党羽的转化。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
例如,召回流放于衢州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予谏议大夫之职,留作身边的顾问。
原太子洗马魏徵的例子尤其突出。
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徵却依然故我。
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
魏徵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
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地说:“魏徵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
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
的雄豪器度。
李世民杀兄夺嫡,这在封建社会里难免要遭到道德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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