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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决策（第2页）

须知，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

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

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茬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既然无数饱尝丧乱的人们，生活在“危困”

之中，挣扎在“死亡”

线上，就更加渴望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了。

“百姓凋弊”

的现实几乎随处可见，任何人都容易感受到。

但是，要了解“百姓欲静”

的愿望，就非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可了。

唐太宗和魏徵恰恰对这股历史潮流深有所感，所以在关于“理政得失”

的辩论中，能够及时地作出“大治天下”

的决策。

那么，天下怎样才能“大治”

呢?唐太宗和魏徵的回答是抚民以静。

所谓“静者，为化之本”

，这就是“安人理国”

的根本方针。

任何的施政方略都是不断完善的。

唐高祖李渊早就提出了“安人静俗”

的方针，不久又强调：“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

但是，在武德七年以前，统一战争频繁，就全国范围来说，百姓尚未获得“休息”

的机会。

以后三年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激烈，“安静”

方针贯彻很不得力。

及至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北方突厥扬言以“将兵百万”

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泊水之北。

唐太宗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

，突厥才撤退回去。

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

因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

可见，唐太宗所谓“安静”

，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

不久，经过“理政得失”

的讨论，所谓“安静”

又包括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