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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决策（第3页）

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

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

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

;二是“轻徭薄赋”

;三是“选用廉吏”

;四是“使民衣食有余”

。

同年同月，唐太宗强调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

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这样，以“存百姓”

为宗旨，以“简静”

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唯欲清静，使天下无事。”

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

鉴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唐初君臣们痛感到非“静”

不可了。

魏徵向唐太宗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唐太宗坚决地实行“安静”

的政策。

后来，魏徵在论时政第三疏中，总结了隋末，唐初的两种不同方针和两种不同效果，指出：“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

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这个鲜明的对比，说明隋唐初封建统治者在策略上的变换。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

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

大义。

儒家能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是开明君民观的表现。

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却是寥寥可数。

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

当作“为君之道”

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