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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3页）

十五年四月，免洛州租一年，迁户故给复者加给一年。

十七年三月，给复齐州一年。

二十年正月，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

二十二年二月，慰劳京城父老，蠲免当年半租，畿县三分之一；同年三月，给复宜君县人白玉华宫苑中迁者三年。

如果跟隋初“给复”

“免赋”

记载相比较，可谓少矣。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王朝推行“轻徭薄赋”

政策，除了与阶级斗争形势有关外，还取决于拥有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

隋初因“承平日久”

而“库藏皆满”

;而唐初“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

。

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也就无法奢谈什么薄赋于民。

“贞观之治”

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

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

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

，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

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

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

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

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

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祟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

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

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

《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

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

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

施行之日，盛况空前。

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未耜，藉于千亩之甸。

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