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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4页）

天子亲耕藉田原是古代仪式而已，不足为奇。

自东晋以后，由于中原分裂，战争纷纭，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同，连藉田仪式也被废弃了。

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

的举措，而且收到了“观者骇跃”

的效果，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还采取抑怠惰的做法，鼓励人尽其力，地尽其利。

贞观初，某些地方官吏深体太宗旨意，曾于任内予以贯彻。

如“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

，洛州都督窦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结果收到了效果。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前一句话，无疑是空想；而后一句话，则表达了奖励农耕的思想。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

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

的道理，颇为生动。

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

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

“以此思之，劳可知矣。

农夫实甚辛苦。

"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

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

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

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

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

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

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

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

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

《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

《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

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