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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7页）

唐太宗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职责，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

这说明唐太宗以婚数与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员，决定升降的重要依据。

此外，还以物质鼓励男口的生育。

如贞观三年，颁布《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规定：“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者，粟一石。”

总之，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些措施，人口迅速增长。

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三百八十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净增了一百八十万户。

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三千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人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数字不详。

但是，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为什么大规模地释放宫女呢?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

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

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

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所遂其情性。”

这里，开头两句话，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最主要的原因是鉴于隋亡的教训，贯彻去奢省费的原则，反对滥用人力财力。

这也正是唐太宗重农思想的反映。

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唐王朝财政匮乏，而掖廷宫人“无用者尚多”

，“虚费衣食”

，所以就有裁简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释放宫女“非独以省费”

而已，还有“兼以息人”

的目的。

唐太宗在《放宫女诏》中说：“恐兹幽闭，久离亲族。

一时减省，各从罢散，归其戚属，任从婚娶。”

就是让宫女返回民间，“任从婚娶”

，以便建立家庭，生男育女。

显然，这种做法跟奖励婚娶的指导思想相联系。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

唐太宗既然以农为本，那就必然要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六百余家。

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

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

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

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