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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8页）

此外，还制定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

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

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

。

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

的刑律，被“械送洛阳”

，遭到“除名”

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

例如，贞观十八年，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

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

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

百姓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

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下的沧州免除了“夏潦”

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

。

唐太宗从各个方面推行重农政策，其结果是显见的。

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与发展。

正如唐太宗所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

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贞观时期，要扭转社会凋弊的局面、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只有经过多年地不倦地努力，才慢慢地呈现繁荣的景况。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

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徵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的荒凉状况。

旧史称：“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

当时山东地区尚未富庶，然而，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

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

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七年，唐太宗面对“海内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