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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贤致治（第3页）

这些考核措施虽然不可能全面贯彻，但是却能反映出唐太宗坚持“才行俱兼”

的任贤信念。

唐太宗坚持用人的才德兼备的标准，目的是为了任贤致治。

他即位不久，经过著名的“理政得失”

的辩论，确立了大治天下的建国方略，紧接着就把求贤致治提到议事日程，认为“致安之本，唯在提人”

。

贞观元年，他对杜正伦说：“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

“益于百姓”

，不免溢美，益于治道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把“治乱”

与“得人”

相联系，就是把任贤作为致治的手段，致治作为任贤的目的。

贞观十一年，他在颁发的求贤诏中指出：“嗣守鸿基，实资多士。”

不久，又颁诏云：“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主道，臻于大化焉。”

把求贤为了致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贞观十三年，他再次指出：“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

。

贞观晚年，他总结了大治天下收到成效的三条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是“进善人，共成政道。”

为了教诫太子李治能吸取这个任贤致治的成功经验，他在《金镜》一文中作了总结：“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

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

对此，他还以隋代名相高频的进退为例说：“高频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

把宰相的作用夸大到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高度，显然堕入了唯心史观，但从中也可窥见他十分强调与重视贤臣执政。

因此，他对于那些献身于“贞观之治”

的贤才们，或仇或疏，或恩或亲，均视同一体，予以使用，以求贤致治。

有学者对此感触至深，曾作了高度的评价：“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

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泊，自疏远而卒委钧衡。

终平泰阶，谅由斯道。”

所谓“终平泰阶，谅由斯道”

，是指最终打下太平之基，实现“贞观之治”

的，是由于他不拘一格、不私于党的任贤致治的用人政策所致。

有的学者还有类似的史评，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

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得人者昌，唐之昌也，不亦宜乎!”

并以太宗任用魏徵为例说：“郑公达节，才周经济。

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都指出唐之昌盛与人才之得是密切相关的，“贞观之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求贤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