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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贤致治（第2页）

不管是至亲、勋旧，还是疏远、昔仇，只要“才行俱兼”

，就及时予以任用。

他重用魏徵、马周，就是着眼于才德兼备这一标准的。

对于至亲、勋旧，若是才德兼备的，自然亦予以重任，贞观七年，唐太宗册封国舅长孙无忌为司空，有人散布“私亲之消”

，唐太宗声称：“朕若以无忌后兄之爱，当多遗帝王与群臣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

反之，如果“才行不至”

，疏、仇自然不会任用，即使亲如贵戚，亦不虚授。

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朕于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

征之史实，基本相符。

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计功行赏，叔父李神通被排除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杜之下，为此表示“不服”

，就以宗亲之贵与太原首义之勋同房玄龄争功。

唐太宗公正无偏，历数其叔“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征，全军陷没。

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胆）。”

既无将才，又无功于国，焉能挟亲邀求官赏，驳得李神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乖乖位列房、杜之下，仅授闲职而已。

不久，虽无宗亲之贵但才德兼备的房、杜，则被擢为宰相。

才德兼备，是指才与德的统一并兼而有之，唐太宗任贤就是坚持这一高标准的。

在他看来，有德乏才或有才缺德均不为美，都不会予以重用。

如杨恭仁在隋已有清廉政声，入唐更是谨慎有加，谦恭下士，可谓誉称德义；但其人才学不显，武德初一度以资历遥授宰相，贞观初贬为外官，唐太宗盖以其无有相才故也，因此终其任内不见超擢。

另外，对于“才优行薄”

者，即使亲如故旧，亦不轻易予以重任。

许敬宗终贞观一代未至高位重用就是一个显例。

有学者指出：“许高阳（即许敬宗）武德之际，已为文皇入馆之宾，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泊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之文学宏奥，周、泊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祖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

这个史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唐太宗任贤是全面坚持才德兼备的标准。

为了贯彻“才行俱兼”

的任贤标准，唐太宗制定了“考课之法”

。

考课的依据有“四善”

，“二十七最”

。

“四善”

指“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二十七最”

，指二十七个机构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如“选司之最”

是指“钧衡人物，擢尽才良”

等。

据官善与官最，唐太宗把官员考第分为九等，凡属“四善”

“一最”

者为上上，以下依次递降，其“居官谄诈，贪浊有状”

者为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