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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切磋（第2页）

中进一步提出：“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

“共理”

或者“共治”

，无疑地要比“独断”

好得多。

由于君臣上下集思广益，各种情况了解比较全面，各种问题考虑比较周到，所以唐初政治清明，其结果是：一些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顺其美”

而贯彻执行，一些有害的政令措施能够“匡救其恶”

而及时改正。

“共相切磋”

，必能集思广益；“共相匡辅”

，势必加快大治，这是贞观政治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为了适应“共理天下”

的需要，唐初君臣们还十分强调同心同德的重要意义。

贞观前夕，魏徵指出：“圣哲施化，上下同心。”

尔后，他又多次陈述：“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

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五年对大臣们说：“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

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这里，唐太宗把“极言无隐”

看成“协力同心”

的表现。

因此，谏诤之盛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房玄龄毕生佐命匡弼，临终前夕还是念念不忘直言切谏。

杜如晦“共掌朝政”

，功绩卓越，病故后，唐太宗表彰他“同心辅朕”

，“君臣义重。”

王珪则以激浊扬清而闻名，太宗赞叹说：“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

。

至于魏徵更是谏臣的楷模，太宗对他说：“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

总之，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各种问题处理妥当，各种矛盾获得协调，这就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

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

的确，唐初“天下大治”

的实现，君臣“协力同心”

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闭目塞听，群僚万马齐喑，那就只能“大治”

无缘，覆亡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