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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4页）

所谓“审慎周详”

，当然有健全的含义。

立法是法律的制定，司法是法律的贯彻。

唐太宗不仅确立了较为健全的立法准则，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保证贞观律令的执行。

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都集中于帝王。

皇帝口含天宪，旨意就是法律，随意践踏国法，任凭喜怒行刑，这是毫不奇怪的。

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也往往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国法之上。

但是，他毕竟和那些专横无道的君主不同，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因此，他较为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以自己的“言”

来妨碍“法”

的实施，从而使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

唐初司法机关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对诉讼程序实行由县，州、中央的三级三审制。

即由县而州，由州而中央，不可越级，层层制约。

中央的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

县州地方的法司职权有限，如对死刑，虽有权判处，而无权批准。

只有报经大理寺复审核准，由中书省或刑部上奏，被皇帝批准后方能执行。

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

它的职责是重大的，它的人选是严肃的。

而运用大理寺攸关人命的大权正当与否，在于大理寺卿的人选是否妥当。

唐太宗从慎刑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

的标准。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

其时，朝廷选用士人，个别士人为了金榜题名，不免弄虚作假，“诈伪资荫”

。

唐太宗有鉴于此，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

的敕令。

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查获，案归大理寺判决，“明习律令”

的戴胄据法断为流刑，于是引起了他与唐太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唐太宗质问戴胄说：朕已下过不自首则处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为流刑，“是示天下以不信”

吗?

戴胄反驳说，陛下尽管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是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审理，法司要忠于法律，“臣不敢亏法”

。

言外之意是皇帝不应干预法司判决，他判决冒资土人为流刑是有法可依的。

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加判流刑已是顾及唐太宗的敕令，但断无判处死刑的道理。

“不首者罪至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