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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5页）

，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

唐太宗虽然感到戴胄说得有理，但皇帝的万乘之尊的架子一时难以放下，就搬出“君言要立信”

来要挟戴胄，说这样一来却使他“失信”

于天下就不好了。

戴胄认为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

，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

指出：“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

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意思是说，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会废国法而失“大信”

。

终于使理屈词穷的唐太宗收回成命，以法断流。

戴胄要唐太宗“存大信”

，表明自己“不敢亏法”

，其意显示君臣应当各司其职。

他认为，君主尽管有生杀大权，然而凡涉刑事断案，应由“宪司所决”

从而维护了司法机关独立断案的权利。

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习惯于独断独行，往往私下敕令，无视国法。

因敕令也具法律效力，故造成了司法部门按律断狱的阻力。

办案法司敢于秉公断案而触犯龙鳞，轻者罢官流放，重者身死族灭，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法官能否坚持依律司法，不仅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刚直不阿，而且也取决于君主的开明思想作风。

贞观年间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仅是戴胄等法官严于司法的结果，而且也是唐太宗强调法官秉公执法的表现。

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从《北魏律》至《隋律》，都有处决死囚三复奏的条文。

但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隋炀帝一手破坏了这条成文法，滥肆镇压：“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

把杀人权下放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于是“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这就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必然加深了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

鉴于此，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就较为慎重。

武德九年十一月，与群臣讨论“止盗”

的办法，有些人主张“重法以禁之”

。

如果照此办理，免不了造成“生杀任情”

，岂非重蹈隋亡的覆辙，因此，唐太宗听了，笑他们无知，并讲了一通民之为“盗”

及如何“止咨”

的道理，明确表示反对“重法”

。

以“仁政”

弥“盗”

的思想，正是对隋末滥杀无辜，以致激起人民反抗的经验教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