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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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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德彝建议：判处长孙无忌徒刑一年，用罚铜二十斤来代替；而给玩忽职守的守门校尉定以死罪。

对此，戴胃很有意见。

不禁发出了“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

的感叹!可见，封建法律是维护贵族官僚利益的特权法规。

皇权与法权尽管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但它既然以凌驾于全社会的面貌出现，就不能不对特权者作出某些法权限制，制定了约束本阶级行为规范的某些强制措施。

魏徵曾对唐太宗说过一句话：“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

他的意思是，设置了法律，就应该“天下”

共同遵守，即使皇帝也不能例外。

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法权问题，特别是皇帝能否守法的问题。

然而，法权与皇权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矛盾的。

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中央专制主义的封建集权国家，皇帝独揽大权，其突出表现是把孤家寡人同封建国家等同起来，在“朕即国家”

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被称为“制”

“诏”

的皇帝命令，具有与封建国家法律同等，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

皇帝还攫取了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最高权力，并把立法与司法机关置于皇权卵翼之下，这就造成皇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依附于皇权之下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以私敕践踏国法是不足为奇的，当不成文法同成文法发生抵触时，解决两者的矛盾不外两途：顺敕则国法不伸，顺律则触犯龙鳞，多数大臣选择了前一坦途，但也有为数甚少的骨鲠大臣宁冒生命危险，选择后一蹊径，这就造成了皇权与法权的矛盾。

例如，贞观元年，有个县令名叫裴仁孰，犯了轻罪，而唐太宗却要处以斩刑。

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道：“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

仁孰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

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

臣忝宪司，不敢奉制。”

李乾祐排除了唐太宗的按敕论死，是法权战胜皇权的罕见事例。

在法权与皇权这对矛盾中，皇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臣下的合法斗争，皇帝能屈尊虚己，收回成命，承认法司按法办事，就算他正确地处理了这对矛盾。

唐太宗在其政治活动中，决不能说没有践踏法律，事实上还是不少的。

如他凭个人的盛怒杀戮张蕴古、卢祖尚等人。

又如魏徵所批评的那样：“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

不亦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