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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制（第3页）

但是他尽量减少皇权对法权的干预，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受制于法律却是事实。

贞观四年，当他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必须上奏，另作定夺。

贞观六年，他再次说到自己近年来断事，“不能皆如律令”

，要求大臣不要视为“事小，不复执奏。”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事无不由小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封建社会中皇帝有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绝对权威，他要求臣下盲目执行，提倡愚忠。

像唐太宗那样公开号召臣下对不合理的私敕，不要盲从，可谓凤毛麟角。

唐太宗约束皇权对法权的干预，不能归之于他的宽宏大量，应从隋末的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去寻找原因。

隋文帝晚年“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

，上行下效，臣下如权贵杨素、大理寺丞杨远等人也任情废法，制造了大量的错案、冤案：“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大哭。”

他们如此草菅人命，怎能不激化阶级矛盾?点燃人民的反抗怒火?法以致治，这指的是依法办事，严重破坏成文法，就会走向致治的反面，引起社会动乱。

隋末君臣乱法亡国的教训，对唐太宗不会不引起震动，他具有的“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

的开明守法思想，是约束皇权恣意横行的体现，可以视为隋末阶级斗争在他头脑里的曲折反射。

人情与王法。

贞观年间较为守法的前提，除了较好地处理皇权与法权的矛盾之外，还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预。

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另一方面，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使他们不能满足法定权利的规定，往往于法外攫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这就出现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一些圆滑墨吏也依人主喜怒断案，徇情枉法，破坏法制。

隋代有较为完善的立法，而无严格的守法，原因之一，就是徇情枉法带来的恶果。

一些法司善伺人主意图，专依帝旨断狱：“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

（文）帝大悦，并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炀帝时，裴蕴、裴矩、虞世基等人也以帝旨断案，欲罪则罗织罪名；欲放则避重就轻，法司奉承君主废法卖情，君主鼓励法司承旨办案，还有什么守法以严，执法以平的司法制度可言。

贞观君臣鉴于隋弊，强调守法，反对徇情枉法，较好地处理了人情干预法律的矛盾。

魏徵就是一个主张依法办事，反对徇情枉法的封建政治家。

他愤恨地指出：“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

"如果说魏徵是反对徇情枉法的宣传者，那么唐太宗则是这方面的实践者。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洋州刺史赵节，参与李承乾的谋反，按法论死，他到姐姐府第时，姐姐向他求情，他不赦免，解释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这是唐太宗排除人情干预法律的又一例证，从中可以窥见唐太宗妥善地处理了人情同法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