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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2页）

。

另一方面，由于唐太宗推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出现了一批“新官之辈”

。

既然新官与旧族发生升降、浮沉，那么统一谱牒，重新修订，就需进行甄别盛衰的工作，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进一批当代新门。

这有下列事实做证。

据有的学者研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残卷，逸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把它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所列举的贞观氏族即郡姓来对校一下，发现出入较大。”

说明贞观八年条举郡姓残卷，并非《大唐氏族志》残帙。

既然两者出入较大，说明前者作了较大的订正。

其主要原因是，高士廉纯从旧姓氏族条举，而唐太宗则主张以当世官爵作为标准，故贞观十二年颁行时必经一番筛选，剔除了一些衰宗落谱，并加进一批“新官之辈”

。

这样，后者尽管是以前者为基础修订的，但并不完全吻合。

如后者至少比前者减少了一百零五个郡姓。

唐初索谱面向全国，就有互相比较，彼此衡量的余地。

唐太宗选择熟悉全国各自地区族姓的士族官员担任这项工作，正是体现了他统一全国谱牒以甄别盛衰的政治意图。

如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韦挺为关中首姓甲门；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右姓，四人分工合编，以便于对四面八方的士谱进行统一排比。

此外，还吸收了“谙练门阀”

的“四方土大夫”

参与其事，也含有便于天下统一的修谱需要。

可见，唐太宗“遍责天下谱牒”

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以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分裂时期的各地士谱，对“累叶陵迟”

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补充了“新官之辈”

，以甄别盛衰。

第二，“考其真伪”

，以甄别士庶。

唐太宗责令全国各地士族进呈谱牒，而士谱是记录家族门第高贵的凭籍，冒牌士族难免乘机弄虚作假。

其实，这个流弊始自魏晋，那时实行九品官人法，确立的选人标准是唯凭世资门第，因此，“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

。

由于按谱索官，一些非士族文人为了取得官职，就通过种种办法，伪造或假冒士族谱牒，于是在选官之前，先要辨别真伪。

诚如柳芳所说：“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然而，私谱、伪谱仍不时出现，降及唐初，此风依然未息。

正如颜师古说的：“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以取信，宁足据乎?”

这些“家自为说”

的私谱，多系庶族地主伪造的家谱。

既然修订《氏族志》是为士族地主追源溯流，专立门户，那么对以假乱真或以伪充真的庶族谱牒就不能让其混杂其间，修订时必须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订工作，考订的依据是“质诸史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