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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3页）

这个修谱原则，在贞观八年高士廉条举氏族的奏疏中亦有反映：“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婚）。

如有犯者，剔除籍。”

这就是说，当时除三百九十八郡姓之外，尚有二千一百杂姓之类的庶族地主，即使其中有发迹跻身郡姓之列，但考其先世出身低微，仍不能与老牌郡姓平起平坐，禁止通婚。

如有违犯，则被“剔除（士）籍”

。

维护士族内部的纯正通婚，是魏晋以来的传统，目的是防止士庶混杂，保持士族血统的纯净。

可见，高士廉的修谱思想没有打破旧有框框；这个奏疏，是被唐太宗“依奏”

批准的，亦可想见唐太宗也没有打破旧传统。

唐太宗还进而提出“质诸史籍”

，追查先世身份，这样，才能把“事非经典，苟引先贤”

的漏洞堵塞起来，剔除那些不足为凭的伪谱，也就是庶谱，代之以“刊正姓氏”

后的士谱，反映了唐太宗森严土庶之辨的思想。

第三，“褒进忠贤，贬退奸逆”

，以甄别忠奸。

唐太宗制定褒忠贬奸的政治标准，是维护皇权利益的表现。

鉴于魏晋以来朝代频换，臣下乱政的教训，即位后就大力宣扬忠君思想。

贞观元年三月下诏“褒奖”

“昔仕邺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谠，抗表极言”

的北齐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以便树立忠臣的榜样。

次年六月，唐太宗下诏谴责“亲为乱首”

的隋臣裴虔通，并将其“除名削爵，迁配驩州”

。

在诏书中，唐太宗从理论上阐明了“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

的君为臣纲的思想，又从历史上援引了“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

的教训作为依据。

贞观六年，唐太宗提出褒忠贬奸作为修订《氏族志》的标准，正是他以前两次所下的褒忠贬奸诏书的贯彻。

唐太宗以大臣对唐王朝的政治态度顺、逆作为修谱进退的原则，反映了他通过修谱，维护皇权，提倡忠君的意识，借以达到甄别忠奸的目的。

由上可知，唐太宗提出修订《氏族志》的具体要求，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遍责天下谱牒”

，是为了甄别盛衰；“考其真伪”

，是为了甄别士庶；“褒进忠贤，贬退奸逆”

，是为了甄别忠奸。